地处河南省睢县城乡结合处的金庄村并不难找。这座只有500户人家的小村庄，世世代代靠种植小麦和玉米为生，狭小的乡间小道，窄得连两辆车会车都很难，成片的玉米地分布在小道两侧，这感觉很“河南”。
车辆在行驶过玉米田后，突然出现了一片白色的田地，在绿油油的玉米田中显得尤为显眼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蒲公英。
立秋后的中原大地，秋风初起，大片的蒲公英在风中摇曳，起伏有致，像是一片白色的海洋，分外妖娆。
当地人把蒲公英称为“婆婆丁”，在本文主人公袁维康回到金庄村前，没有人会种“中看不中用”的婆婆丁。
“这是我们的种植基地。”30岁出头的袁维康指着蒲公英田说道：“收购上来的蒲公英会被送到我们的食品加工厂，炒制成茶，通过苏宁拼购卖到全国各地。”
“这只是我们产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”袁维康补充道：“等‘拼购村’建成了，我们还要带着村里的村民种植更多经济作物。”
1金庄村的难题
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袁维康是金庄村里有名的高材生。2011年毕业后，他在上海滩闯荡了三年，从事与电商有关的工作，亲身感受到了电商对一线城市巨大的改变，心中萌发了回乡创业的念头。
“虽然近几年淘宝对下沉市场非常重视，投入了不少资金，但他们还是不懂农民真正想要什么。”袁维康解释道：“农民是很实在的一个群体，光是投点钱在村里建个点，装上电脑，帮他们在淘宝上买东西，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”
农民更想要的是致富。
袁维康所在的金庄村有500户人家，他们世世代代种植玉米和小麦，由于人均耕地少、附加值低等因素，有的农户一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。
金庄村的农户也尝试过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，但体量小，种出来没有销路，折腾了几次后，就没人愿意搞了。
2015年，睢县开展了对金庄村定点扶贫工作，发展农村电商成了脱贫工作的重点方向。知道袁维康在上海搞电商的村支书邀请他回来看看。就是这样一个机缘，让双方一拍即合，袁维康辞去了上海的工作，回到了金庄。
袁维康回忆说：“最难的还是起步阶段，村民们不信任我，我自己的压力也非常大，毕竟这里不是上海，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。”
两个农村电商的老问题横在他面前：销路和原料。
袁维康的计划是，让村民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花草茶作物，卖给村里的扶贫工厂，工厂雇佣村民生产，再拿到网上去销售。这样村民既可以提高种植收入，又能在农闲时来工厂赚一份工资，一举两得。
计划再完美，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。村民们压根不相信种出来的蒲公英能卖钱，搞不好又是竹蓝打水一场空，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愿意尝试。
另一方面，工厂生产出来的花草茶打不开销路，也成了袁维康的一块心病。
“做电商的都知道，所有细分领域基本被瓜分完了。”袁维康苦笑道：“想要打开市场，只能用钱砸，风险太大，投入回报不成比例，金庄村根本承受不起。但既然选择回乡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。”
为了维持工厂生产，袁维康从外地进来原料加工，先让村里的一部分贫困户有活干，有钱赚，然后亲自抓销路问题。
2社交电商的意外之喜
依靠传统的电商平台，金庄村的花草茶销量并不好。出货量少，生产出来的货堆积在产库里，让资金立刻紧张起来，村民时常开不了工。
那段时间是袁维康最艰难的时刻，有的村民“庆幸”道：“我就说这事干不成，东西都卖不掉，还叫我们种蒲公英，花冤枉钱。”
袁维康有段时间甚至不敢回村，他说自己无法接受有些村民的白眼。
2017年，社交电商风起云涌。依托于微信巨大的流量池，社交电商凭借灵活的营销手段和低廉的价格，收割了上亿用户，成为流量红利的高地。
袁维康敏锐感觉到社交电商低廉的流量成本，可能成为金庄村花草茶的突破口。
2018年，苏宁拼购成立，率先在业内提出了“正品拼购上苏宁”的口号。当时正是社交电商品质问题最为突出的时候，由于长时间的野蛮生长，社交电商中存在大量的“李鬼”商户。他们以次充好，通过玩文字游戏欺骗消费者，比如用“小米新品”仿制小米电视，“创维先锋”冒充创维，给社交电商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困扰。
只做正品拼购的苏宁，用“正品”二字俘获了一批消费者的心。2018年的808超级拼购日24小时内成交500万单，双十一期间更是突破8000万单。
2019年3月，袁维康把他的花草茶“搬到”了苏宁拼购。